保拉和我停课在家待了一个月。我提出教她写程序,她不感兴趣。她想去游泳,但海滩和游泳池全都关闭了。就在那年夏天,我终于成功地黑进了五角大楼的一台电脑,尽管仅仅是办公用品采购系统,但得到了保拉应有的崇敬(另外,我俩都没想到回形针有可能那么值钱)。
我们并不相信我们会死——至少不会在一周之内全都死掉——而我们猜对了。歇斯底里平息之后,人们很快发现逃逸的仅仅是病毒和细菌,如果没有经过改造的淋巴细胞对选择过程进行微调,病毒已经从最初致死的毒株中变异出来了。
然而,这对愉快共生的小家伙如今在世界各地到处都是,没完没了地搞出新的变异株。这些变异株中只有一小部分能够感染人类,也只对被感染者里的一小部分人来说是致命疾病。
每年只有百人左右。
回家的列车上,无论我朝哪个方向转,阳光都似乎直射我的眼睛——不知道为什么,车厢里的每一个表面都在反射阳光。强光使我一整个下午越来越严重的头痛变得不堪忍受,于是我抬起手臂遮住眼睛,低着头面对地板。我的另一只手紧紧攥着一个棕色纸袋,里面是一小瓶红黑两色的胶囊,这种药也许能拯救我的生命,也许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