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怀念年轻的时候,先生,谁都会。不过既然我们已经是成年人,要承担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乃至人类文明和物种延续的天然职责,我的建议是回去定时服用这些小药片,把你不切实际的幻想都丢掉,找一份轻松的工作,周末时钓钓鱼,每年出去旅游一趟,在合适的时候找个女孩成立一个家庭—当然我们还没有聊到你的性取向,请不要当作歧视—然后生个孩子。”医生戴上眼镜,翻开记事本,用暂停的手势打断我即将脱口而出的争辩,“现在,让我们谈谈你父亲和姐姐的问题吧,童年创伤对那些小药片的组成很重要,好吗?”
治疗很有效。我渐渐开始习惯平淡的电视节目与网络讨论组,习惯社会的平静、单纯、美好与平庸,习惯父亲的影子偶尔出现在面前,尽量不与往事争辩。忽然,一个穿黑色连帽衫的家伙闯进我一成不变的单身汉生活,丢给我一个选择,一个我完全无法理解其中意义的选择。我能够理解的是手指聊天带给我许久未有的真实感,让我感觉八年前逐渐死掉的那些东西像春天里的小虫在地下悄悄地破茧重生。“明早六点市政广场”代表什么,我想不明白,在面临选择的时候我通常会掷硬币,硬币在空中飞舞的时候答案会自己出现:你期望哪一面先落地。这次我没有掏出硬币,因为下班后走出社会保障局大楼后,潜意识驱使我走向地铁站的反方向,推开一扇旋转灯柱旁的玻璃门,对站在镜子前面的肥胖男人说:“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