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世纪至1204年是拜占廷文学史发展的第三阶段，以佛条斯（827－891年）为代表的拜占廷知识界以极大的热情发动文学复兴运动。佛条斯出生在权势贵族之家，自幼饱读古书，青年时代即为朝廷重臣，多次出使阿拉伯帝国，48岁时以非神职人员身份被皇帝任命为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他一生辛勤笔耕，著作等身，特别致力于古典文学教育活动，在其担任君士坦丁堡大学教授期间，积极从事古希腊文史作品的教学，为了便于学生学习，他编纂古代文献常用词汇《词典》，在他写给国内外各方人士的信件里，明确地反映出其传播古代知识的热情，以及融合教俗知识的努力，在其《圣灵解密》等一批神学作品中全面批驳当时出现的各种异端学说。作为普通信徒出身的基督教领袖，他的作品推动了已衰落多年的拜占廷文学重新崛起。[ 佛条斯传世代表作主要有《书信集》、《演讲录》和《书目》，目前已被翻译为多种文本，权威版本为雅典1957年版的《书信集》，雅典1964年版的《演讲录》和巴黎1971年版的《书目》。参见
[Athens,1954.]马其顿王朝统治时期的拜占廷帝国，国势强盛，安定的社会生活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学者型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在位期间，拜占廷文学发展进入另一次辉煌时期，文史作品和作家不断涌现，直接造就了“马其顿文化复兴运动”。普塞罗斯（1018－1078年）是11世纪拜占廷文学发展的代表人物，他虽出身中等家庭，但是学识超群，其撰写的历史、哲学、神学、诗歌和法律草案都代表当时文学写作的最高水平。[ Michel Psellos, Chronographie，Paris, 1967. Michael Psellos, The History of Psellus, ed. J.B. Bury, London 1899. Michael Psellos, Fourteen Byzantine Rulers, trans. by E.R. Sewter, N.Y. Penguin 1966]当时学术界对新柏拉图哲学的再研究为在亚里士多德学说束缚下的思想界带来新鲜空气，揭开怀疑亚里士多德理论的长期思想运动，其深远的影响甚至反映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中。[ 亚里士多德为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家，师承柏拉图，并多有发展，被认为是古希腊哲学集大成者，其“世界体系”学说和“灵魂”理论对中世纪影响深刻，在数百年间被欧洲人奉为“真理”。参见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M]，第289－310页。]
